本文盘点作用于VEGFR的分子靶向药物，包括一些已经获批用于治疗的药物、一些处于试验阶段，有比较良好的治疗前景的药物，还包括一些已经在临床试验中获得阴性结果的药物。　　肿瘤新生血管形成中的VEGF与VEGFR　　　血管形成促进了肿瘤形成、生长和转移， VEGFR 有三个成员：VEGFR-1、VEGFR-2、VEGFR-3，其中VEGFR-2主要表达在血管内皮细胞，是VEGF的主要受体。VEGF是血管生成的最重要的诱导因子，其成员包括VEGFA、VEGFB、VEGFC、VEGFD、VEGFF、VEGFE、PIGF。VEGFA/VEGFR-2是诱导血管生成的最主要通路。　　本文盘点的是作用于VEGF

从癌症确诊的那一刻起，“健康人”的身份瞬间转变为“癌症幸存者”。面对这种骤变，很多人还处于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或发懵的状态时就要开始接受治疗。早期患者纠结术前或术后是否需要进行化疗，晚期患者纠结是接受化疗还是其他疗法。有些病友非常抗拒化疗，可能因为都看过化疗引起的脱发、恶心、呕吐的画面而留下心理阴影。化疗在癌症治疗中扮演什么角色？化疗是利用药物来杀死癌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通过阻止或减缓快速分裂的癌细胞的生长来发挥作用。化疗通常是“杀敌一千自损X百”，因为药物也会攻击人体快速分裂的健康细胞，所以会出现脱

　　中国首个获批的第三代肺癌靶向药物　　　用于治疗EGFR T790M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物　　2017年3月24日——阿斯利康公司宣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已正式批准第三代肺癌靶向药物泰瑞沙（甲磺酸奥希替尼片, AZD9291）用于既往经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时或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并且经检测确认存在EGFR T790M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性肺癌（NSCLC）成人患者的治疗。　　在我国，每年新发病的肺癌患者超过73万人，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在

　　丙肝和肝癌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如果只是检测除出了丙肝病毒量，你的答案也许是10年，也许是一辈子，因为一切似乎都是未知的，即使100个不进行治疗的丙肝患者中有99个会发展成肝癌，你也相信自己可能会成为那1个幸运儿。很多人都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浑然度过了最后短暂的时光。　　但是，假如丙肝患者的这项血检指标偏高，那么就要小心了，很可能肝癌已经悄悄埋下了种子。　　甲胎蛋白（AFP）-肝癌晴雨表　　甲胎蛋白是肝癌的特异性标志。在成人，AFP可以在大约80%的肝癌患者血清中升高，在生殖细胞肿瘤出现AFP阳性率为50%。在其它肠胃

　　由于肝脏是一个“哑巴”器官，即使是患上了肝癌，如果没有进行过体检的话，肝癌早期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所以一旦出现症状后去医院检查，大部分都已是晚期了。　　因为一些偏远或者落后的医疗水平地区，仍错误地给病人传达一种“晚期癌症=没救”的观念，结果导致家属和患者的信心大大受挫，甚至都有放弃治疗的，或者一味地寻找偏方或者中药治疗，结果导致肿瘤增长、扩散的很迅速。　　肝癌晚期，通过积极的治疗，比如介入治疗、放射治疗、靶向药治疗、免疫治疗等等，这些治疗手段都是临床上常用于肝癌晚期的治疗，很多都能达到控制肿瘤

　　都知道印度药品价格比较便宜，原因很简单，就是印度相关法律是允许药厂对于超出本土患者购买能力的进口药品，进行强制仿制。因为是仿制药，没有研发成本，价格自然要便宜很多。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称印度为“世界药房”每年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求医购药的患者。同时这也给印度很多药厂带来了大量海外制药企业的侵权法律诉讼。但在本土法律的保护下，这些制药企业仍然我行我素。因此也有很多药厂被FDA列入了黑名单。　　但是换言，有了印度这个世界药房，对于患者来讲，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想要了解印度的药品，首先我们要熟悉下印度的

　　(多吉美)索拉非尼(sorafenib)是一种针对VEGF及其 受体的多激酶抑制剂，是第一个经美国FDA批准用于转移性肾癌治疗的靶向治疗药物。2006年11月底正式在我国上市。为使大家能减少在使用新 药过程中带来的一些问题或困惑，我们将文献报道 中有关索拉非尼用药过程中发现的毒副作用、发生 机制及其处理方法综述如下，供大家参考：　　l. 循环系统副反应　　1．1 血压升高。 血压升高是(多吉美)索拉非尼治疗过程中最常见的毒副反应之一， 引起血压升高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推测患者血压升高机制可能因索拉非尼直接减少血管形成数目、破

　　使用抗生素可以减低使用PD1/PDL1单抗的晚期肿瘤患者的总生存及无进展生存　　摘要号3015　　背景:使用抗生素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和减少细菌的多样性。临床前证据证明微生物群对肿瘤免疫检查点治疗疗效的影响。目前关于抗生素与免疫疗效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意在评估抗生素在肿瘤患者的应用对PD-1 / PD-L1抑制剂的影响。　　方法:我们进行了一项回顾性分析，收集了经PD-1 / PD-L1抑制剂治疗的晚期肾细胞癌(RCC)、移行细胞癌(UC)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使用抗生素的情况。ATB(-)定义为使用免疫药物前

　　我是一名肺鳞癌患者，今年61岁。从2014年夏季到如今已走过了2年零8个月了，现在已经停药了，除了定时复查我终于回到了健康的生活轨迹。　　一、确诊后的绝望　　确诊那天我永远不会忘记，58岁的我体检时发现纵隔上有一肿块。经过多次检查最终确诊肺鳞癌。这于我而言就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敢相信。　　一向开朗的我，一下子变得自卑、不愿意交朋友、不愿意与人沟通。我恐惧和害怕，但是能怎么办呢？我要活下去啊，要活下去就得治疗。　　在2014年8月19日进行了放、化疗治疗，一共化疗7次、放疗32次。　　二、对抗化疗副作用　　早就听

　　概述　　原发性肝癌（PLC）为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五位，PLC在我国高发，占全球的55%，在肿瘤相关死亡中仅次于肺癌，位居第二。PLC中大多数为肝细胞癌（HCC）。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肝癌新发病例数预计约46万[1]。我国95％的PLC患者具有HBV感染的背景，10％有HCV感染背景，还有部分患者HBV和HCV重叠感染。在慢性HBV感染的患者中，血清HBeAg（肝炎e抗原）和HBsAg（肝炎表面抗原）阳性与HCC高风险相关。其它已知风险因素包括酒精性肝硬化、非酒精性肝病综合征（NAFLD，NASH）、遗传性代谢病（血色素